导语：与治疗相比，预防的优势更明显。这是人人可知的常识，却最不容易做到。卫生对于预防疾病至关重要。150多年前的医生认为：“医学本身就是要思考并治疗整个人，包括身体、道德和智力。”卫生，不仅仅是身体保健的手段，还关乎道德的生活方式，而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对人群健康和福祉的影响力巨大，进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状态。

　　《上海卫生》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即卫生的道德教化，“卫生就是保护健康的手段，它构成道德和医学科学的一个分支”。19世纪上半叶，卫生的道德指标有着两层含义：一是传统的宗教“罪恶”致病论；二是个人和政府对维护社会公共空间安全和卫生的道义责任。

　　卫生道德是《上海卫生》的核心。作者引用英国医生威廉姆斯（G. Williams，1762—1834）的观点：

　　思想和物质结合得太紧密了，不能分开研究或区别对待。医学本身就是要思考并治疗整个人，包括身体、道德和智力。

　　韩雅各对欧洲人在上海放纵的生活态度和无节制的不道德生活方式深恶痛绝，他警告欧洲有钱人，夜夜笙歌的生活很快会切断他们在热带的“生存之路”，因为“即使在最温和的气候中，大自然的秩序也决不会以有罪不罚的方式逆转”。在“热情”一章中，韩雅各告诫生活在中国的欧洲人：

　　宗教和道德约束的消失，堕落的诱惑，手段的便利，“榜样”的驱使，才是享乐的真正原因。至于热带地区放荡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读者可以放心，这些人会发现（也许为时已晚）——比在欧洲更危险、更具破坏性。

　　对寓华西侨奢靡放纵生活的批判贯穿了《上海卫生》全书。韩雅各的卫生道德观还有非常积极的一面——倡导个人承担起维护城市卫生空间的道义责任。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推进城市公共卫生运动的是一批医生、卫生官和律师。他们关注穷人与疾病的关系，考察济贫院，调查英国劳动人口的卫生状况，揭示疾病与贫穷间的杏鑫体育娱乐注册恶性循环是城市健康危机的本质。他们举个人之力，或以少数人的影响力，积极推动政府制定新“济贫法”（1843），促使城市公共卫生建设政治化和法制化。

　　韩雅各不仅思想上受此影响，在行为上也以他们为榜样，自觉充当起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推进者，向上海工部局提出改善城市卫生条件的建议。上海租界公共空间的管理以与上海道台签订的《土地章程》为基准，其中已涉及相关的卫生法法规。但从医生角度考察，韩雅各以为租界的基础设施和现有卫生条件不能满足市民健康生活的需求。上海外国人死亡率居高不下，多源于流行病和传染病。依照近世以来欧洲城市发展的经验，17世纪以降，欧洲因各种瘟疫导致的高人口死亡率，就是通过卫生科学技术，改进城市街道、排水排污系统、房屋建筑卫生设施而得以降低的。他借用柯普兰法则向工部局提出城市卫生建设的原则。

　　在现代社会，个人的卫生道德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安全保障，都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和法制原则去推进并规范。政府的卫生职责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以法令贯彻之，承担捍卫城市卫生和市民健康的社会责任。“成千上万的民众的健康和福祉取决于工部局的行动。”韩雅各感慨彼时政府、法律人士、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关怀甚少，他倡议在沪的外国绅士多思考公共或私人的健康道德，关注社区福利，提高自己的声音，施展自己的影响力，倡导卫生以保护健康。他坚信“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对人群健康和福祉的影响力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韩雅各已经预见到了公共卫生对维护健康城市的价值和意义：

　　我认为，国内外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本世纪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生理学、病理学和疾病原因得到阐释，相应的治疗方式得以改进。然而，没有人会怀疑疾病现在通过卫生措施得到了预防，它们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通过适当的排水、耕作、清洁的习惯以及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状态，公共卫生正在（并将永远）得到改善和维护。

　　（摘自〔英〕韩雅各著，赵婧译《上海卫生：中国保健之注意事项》之《导论》）

　　本书是19世纪上海生活保健指南，呈现了来华西医知识谱系全景图，反映了外国侨民的东方文化适应与偏见，对于近代上海卫生史、城市史以及医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作者韩雅各曾负责主持上海仁济医院的工作，对精确的医学科学的到来始终葆有殷切的希望。本书以19世纪的卫生科学和道德准则为经纬，从食物、饮料、运动、衣物、沐浴、排汗、痱子、肝脏、睡眠和热情等各方面讲述具有地域特色的卫生保健之道，批判外国侨民奢靡放纵的生活，倡导个人承担起维护城市卫生空间的道义责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